因为LY的约稿，所以昨天下班后去走马街买书，但是没买到，电话LY后确定由出版社寄来，一本田晓菲的随笔（？），一本特吕弗的早期影评。然后LH下午电话催稿，Pollock的，于是又去找看有无抽象表现主义的书，仍没有，但找到几本惊喜的书：列夫·托尔斯泰《
艺术论》、
J.雷诺兹《皇家美术学院十五讲》和《画室 塞尚与加斯凯的对话》。尤其是最后一本，不知道竟然已经出了中译本。高兴啊，回家路上不住地转过脸对着文轩的塑料口袋笑。
ZS那里约一篇波伏瓦百年的稿，于是回家恶补——我对波女士一向无甚好感，只是要写她，又谈不上有多强的厌恶，所以要恶补。虽然也拿出来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可是那毕竟对于她来说，还是太先进了，杀鸡焉用牛刀。后来看到
Jane Flax "The End of Innocence"终于打定了主意。我喜欢她说“每一种话语或‘话语的构成’同时既授权又限制”，把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进行结合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但Flax做得很好。而且作为一个西马和女性主义的混合体，她敢于宣称“（性属）这个概念必须反映我们的问题、欲望和需求”，这比波女士遮遮掩掩地以“作为女性的抗议”来表达她“抗议成为女性”的行为要有力量得多。“……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欲望负责：我们真正想获得的是世上的权力，不是清白的真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波女士从来就不是什么哲学家。前一阵在smth上，我曾经质问过一个以清白的知识立场抨击某学人想要争夺权力的论点，“有什么不想成为权力，除了权力本身？”
今天偶然看到LY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在1926年的论文《
新诗歌》一文中，他抨击了诗歌中的“假新”，宣称诗人是因为怯懦或贫穷才冒充前卫，他继续写道：“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必须被精神所汲取，再转化为一种新感性。”也就是说，巴列霍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精神和感官的强度，不用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诗观，可是许多时候所谓“创新”不正是复苏某种被淡忘的重要原则吗？淡忘的原因则是因为小诗人们太容易迷失在诗歌技术的小道了，往往被细枝末节一再遮蔽视野。只有强力诗人才能抓住诗艺的关键所在，在巴列霍看来情感强度决定着一首诗的成色，而不是精明的批评家们开出的一副副灵丹妙药。强烈的情感犹如耀眼的光束投射在寻常的物件上，让它们自动产生浓烈的诗意，而不是像许多次要诗人那样去搜肠刮肚地攫取。同时这也是巴列霍敢于在诗中粗率地使用语言的内在原因，他不仅毫无顾及地书写许多“训练有素”的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痛苦”、“失望”、“悲伤”等词汇，而且还大量使用直接的口语、排比、反复等貌似“老土”的手段。坦率地说，巴列霍在这方面还是稍有失控(一种自由的代价？)，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确像他估计的那样，被他情感的旋风席卷到精神那可怕的地狱，在惊惧中根本没有时间和心境去挑剔沿途的风景和脚下砖石是否排列得考究。震撼让我们丧失了对美的细察能力——抑或震撼就是美本身？ （凌越《
巴列霍：我是最漆黑的顶峰》）
记一下：明天上午波伏瓦；后天Pollock，晚上XK喝茶。
